樊纲先生发表了题为“不能‘煮浆糊’--兼评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评论，其中再次提出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实际经济研究确实经常存在分析方法的问题，因而我对他的立意完全赞同，并相信它应能引起广泛共鸣。樊文中心论点是，强调分析宏观经济问题时，应清晰区分长期和短期问题，防止把不同分析假定下的研究对象搅在一起。同时他还提出宏观经济学研究对象仅包含短期因素，而不应包括体制变化、经济增长这类长期问题。读过樊钢先生为１９９７年出版的萨克斯与拉雷恩合著的《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中文版序言“宏观经济学与开放的中国”一文的读者会知道，类似观点在那里有更为详细的阐述。
然而，对于宏观经济学对象是否包括长期因素的问题，可能需要进一步探讨。对于某个宏观经济学家而言，他完全可以依据个人兴趣或其它考虑，主要或完全研究短期问题；某个宏观经济学理论也可以侧重研究短期问题；甚至一本宏观经济学教科书的作者，在短期和长期问题讨论的份量方面也有相当的选择自由度。然而，如果认为可以把长期问题完全从宏观经济学对象中分离出去，则有讨论商榷的余地。我个人认为，宏观经济学研究对象，既包含短期因素，也涉及长期问题，应当把二者结合起来研究。当然，这与实际分析和争论宏观经济问题时，应当清晰地意识和区分短期和长期问题，是可以而且应当并行不悖的。
经济学长期和短期概念是依据经济变量完成调节过程需要的相对时间长度来界定的。依据概念，宏观经济领域显然存在大量长期问题。例如，宏观经济中潜在总供给和自然失业率就是长期问题，货币供应量与真实产出量之间在长期存在“中立”关系，两个国家货币之间比率在长期内主要受到它们相对通货膨胀率因素影响，国际贸易结构在长期主要受到要素秉赋结构以及由其制约的比较优势因素影响，都是长期性因素事例。另外，体制变动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投资和资本存量变化对于经济结构和劳动生产率影响，也都包含了长期因素的作用。因而，宏观经济领域存在长期问题应是一个不争事实。
樊纲先生肯定体制因素和潜在生产能力属于长期问题，对其重要性也有明确判断，但他认为这些不是宏观经济学研究对象，而是微观经济学或其它经济学理论如制度经济学、增长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在于，既然微观经济学把可以把短期和长期因素同时作为自己研究对象，从逻辑上看，有什么理由在宏观经济学对象界定上只能包含短期因素而排除长期问题呢？把宏观经济领域的长期问题划到增长理论和制度理论中研究也有问题。因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是从经济研究对象范围角度对经济学总体给出的完全分类，即二者外延已经涵盖了经济学整体（虽然有人可能批评这不是最好的划分），而增长理论等与微观／宏观经济学不是在同一个分类层面上具有特定排它性外延的对象。
宏观经济学对象应当包含长期问题的第二点理由，是实际生活中短期和长期因素交织在一起并且相互作用，把长期因素分离出去不利于理解短期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其特殊性。例如，９０年代日本经济不景气从供求关系看是短期问题，但是为什么这次短期问题长时间存在？分析起来可能与日本产业政策干预、银企关系、资金市场扭曲等长期结构和体制因素有关。如果宏观经济学不注意分析这些长期变量，对短期问题的理解就难免受到限制。另外，长期条件在变化，并会带来短期层面表现，更要求我们把长短期问题结合起来研究。例如，９０年代美国宏观经济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这一特殊的反菲利普斯曲线关系的短期现象，很可能与８０年代美国放松管制运动，发展风险资本和资本市场，新技术革命等长期因素变化有关。樊文又认为，像制度、增长这类长期因素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背景”而不是对象。我的意思是说，如果“长期背景”与“短期剧情”存在紧密联系，尤其是“长期背景”变化会对“短期剧情“产生显著影响，比较适当的处理办法也许应当是直接把背景作为关注和研究的对象。这对于体制和结构较快变动的转型经济研究应当更为必要。
第三，宏观经济学研究涵盖长期问题，有助于更好体察宏观经济政策长期和短期效果之间互相制约性，因而从对策角度看也比较有利。例如，在通货紧缩形势下适当采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是必要的，但是考虑我国市场化经济改革还没有完结，转型背景下过多依赖财政政策会加强计划分配资源的力量，甚至造成一定程度和范围的旧体制复归问题，长短期相结合的研究分析方法能提示我们更好地认识过度利用财政政策的额外长期成本，并且在必须利用行政手段分配资源的场合，也应当尽力探求公开透明，才比较符合市场原则的操作方式。从这一背景看，一些经济学家近年提出不仅要采用凯恩斯的（短期）需求管理政策，还要采用（长期）供给方面政策；提出我们不能过分强调货币幻觉作用，认为政府能够熨平所有经济波动；提出在启动经济中政策与体制应当联动等观点，应当是合理、适当、并切中时弊的。宏观经济学在自身体系内部把长期和短期问题结合起研究，比较有助于我们在对策层面兼顾长期和短期因素，特别是有助于实际政策选择时不忽视体制性长期问题。
第四，宏观经济学研究历史和现状表明，长期问题一直是它的研究对象。例如，货币数量论对长期货币供给量与真实产出长期关系的解释和研究，购买力平价理论对于两国之间货币比价长期关系的解释和研究，恒久收入理论对于整体消费与收入长期关系的解释和研究，都是宏观经济学研究长期问题的例证。某种意义上说，宏观经济学对象包含长期问题，是一个广泛存在的事实。
从经济学说史看，在宏观经济学体系化初期，确实曾经出现过几乎完全着眼于短期因素的情形。２０世纪前期，凯恩斯以“长期中我们都要死去”的名言和他的全新宏观经济理论，对长期忽视宏观经济短期问题的古典经济学体系发起革命性冲击，由此建立的宏观经济学最初体系在战后２０－３０年间经济学界居于主流地位。凯恩斯理论全盛时代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结构上大体以国民收入帐户概念和度量为前导，以总需求不同部分（如消费、投资、政府支出等）决定因素的讨论为铺垫，以国民收入需求决定假定下建构的ＩＳ－ＬＭ模型为核心，以通过政府干预（甚至微调）达到宏观经济稳定运行为政策基调，在上述框架和当时大量前沿性经验研究基础上，对一国经济短期决定机制和主要因素提出了简洁而系统的理论解释，从而达到了凯恩斯理论的高度成熟。对于经典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来说，长期因素确实是不变背景，因而研究对象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短期问题。
然而，长期因素不变毕竟是一种分析假定；一种理论体系成熟之日，也是它的危机来临之时，而走出危机的艰辛努力和冲突，在理论上总可以归结为改写旧体系的基本分析假定。
我们看到，７０－８０年代以后，宏观经济学研究重心的钟摆开始朝凯恩斯理论指示的相反方向摆动。伴随西方经济滞胀问题凸现，里根和撒切尔经济革命，以及经济学领域货币学派等新理论崛起，经济学家开始重新审视古典经济学内核的某些合理性价值，宏观经济学领域中长期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新的学术发展背景下，出现了通过结合短期和长期分析视角来整合凯恩斯理论与新古典理论分歧的趋势。到９０年代，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新综合趋势已经在主流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体系安排中清晰体现出来。例如，在上面提到的樊钢先生作序推荐的《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中，就有部分章节专门探讨宏观经济中长期问题。该书导论部分还特别提到短期和长期方法结合：分析重要宏观经济变量是要考察“这些变量的短期变化是由什么决定的？这些变量长期作何变化并由什么决定的？实际上，我们是从不同的时间角度来考察每个重要变量的：当期、短期和长期”。另一本更为知名的曼昆“经济学原理”，虽然微观经济学内容比较平淡稀松，但宏观经济学的结构安排则极有创意，其中有两篇总共五章专门讨论宏观经济中的长期问题，而分析短期宏观问题篇幅不过两篇。单纯从篇幅上看，对分析长期问题的份量甚至超过了短期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曼昆教授正是过去近２０年在西方宏观经济学领域崛起的新凯恩斯学派领军人物，这说明对凯恩斯专注短期分析的宏观理论历史贡献具有深刻认识的经济学家也已经把更多的分析注意力转向宏观经济的长期问题。 | 
